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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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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6

随便写写

今天忽然想起还有个msn的空间,
很久不来照看了,嘿嘿
 
估计也没人来看底,
不过无所谓,
没人看正适合我的心思。
 
这么快又是年关了,
都说年难过,确实的。
债主都来讨债了,
已经负资产,不知道怎么办好。。
 
本命年快过了,
希望他就这么过吧,
这也挺好。
 
开始知天命了,发现。。
很执著于科研,却发现,
其实这未必是我想要的。
 
其实也很无奈,
怎么说呢,人生嘛,
总是这样子底。
 
我会有成就吗?
自问下,其实,
我消耗了太多的时间,无谓地。
 
我想更超然一点,
却发现自己更俗气了,
有点晕。
 
我为什么这么一心读书呢?
这是我到现在还无法想明白的问题。
 
新的一年其实已经开始了,
却总是想赖着,
等开了年才开始算。
 
我喜欢这样一个人的日子,
没有纷扰的日子,
孤独也许有一点,
其实用自由来形容更合适。
 
不过发现,要找一个知己确实很难,
哦,说错了,是不可能。
古来圣贤皆寂寞嘛,
不过未必不是圣贤就不寂寞的。
 
又熬夜了,
发现自己确实老了,
老在尘俗里。
 
我应该还在追求着什么的,
我想,也许是名利吧。
 
这一年我过的开心吗?
还好吧,不过也许不是。
 
我有后悔过吗?
为这样那样的事情。
也许有,不,是肯定有。
 
发现有些事情想错了,
是完完全全地想错了,
很可惜,不过也没法子。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考虑一下,不过,应该弄不明白的。
 
我会想起我爸爸吗?
这么多年了,唉,最对不起他了。
 
假如我将来过得很无谓,
很无谓很无谓,
我会原谅我自己吗?
真想从头来过,
不过,也许,
那些痛苦的经历会遏制我的这个想法。
 
不知道经历有多少了,
却发现其实很缺乏。
 
我也许会适合考虑大而无当的问题吧,
虽然我现在只研究细节问题。
 
发现数学还是学的太少了,
虽然用作吹牛的话,应该足够了。
 
我其实只爱自己,
不,也不全是,
我其实只有一种简单的想法,
留下一个好的东西给现在和以后的人们。
上帝会知道这个结果。
 
我总是很无助地,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
可能会有人想帮我吧,
不过,我不会同意的。
 
唉,叹一声,
就这样结尾吧。
留一串点给以后。。。。。。
September 13

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

                               --仅转帖此篇以奠祭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30周年。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研究学者,前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现已经退休,汉名“马思乐”。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著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邓小平时代》等。
   下面辑录了莫里斯·迈斯纳的部分文章(重要选自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邓小平时代》两书)及对这些文章的评论。
   莫里斯·迈斯纳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 邓小平们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节选自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第八章)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莫里斯·迈斯纳
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1976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
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
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1978年10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
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小平正是后来
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
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
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1953
年至1957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
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
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
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帮思想”以及“
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
,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
,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
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
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
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
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
倾向于对它作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
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
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
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
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
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
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
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
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
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
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
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
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
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
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
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
增长了九十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
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
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
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
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
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
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
;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
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
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
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
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
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
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
2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
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
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
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
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
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
占28%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
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
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
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
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
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
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
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
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
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
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
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
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
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
%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
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
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
。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
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
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
,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
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
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
。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
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
·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
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
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
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
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
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
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
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
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
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
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
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
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
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
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
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
有关参考文献:
Ma Hong and Sun Shangqing (eds.), Studies in the Problems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Beijing, 1981.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in Indicator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
8). Beijing, 1979.
Victor D. Lippi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rmonk, NY: M. E.Sharpe,
1987.
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Monthly Re
view Press, 1979.
Jon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77.
Dwight H. Perkins, et al.,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eptember 05

蝶恋花-无所思

岁月悄然春无痕,绿水依依,娉婷人已杳。
青竹叠翠雨打露,苍山何处埋妖娆?
 
细语喃呢情若丝,琴负佳人,衾枕落玉娇。
若待来生可相报,会否相依相伴老?
 
                                 -- 随笔而作
August 09

家园

 
记得曾经有一个地方,
 那是一片梦中的家园。
 
  一绺飞练自云端掠入深谷,
   谷底笼罩着那层层的雾纱。
 
    微风过处,轻轻地将雾霭掀起;
     峦气涌动,微微地透出一片幽绿,一片空濛。
 
       也许是为了些许不曾泯灭的流连,
        也许是为了一丝不曾腐朽的贪恋。
 
          醉心的人儿总是喜欢一个人的世界,
           像生命仿佛就只有那一霎那的绚烂。
 
             当朝起的晨光缀满天地间动人的斑斓,
              当迟出的晚霞染尽山峦里万千的变幻。
 
                可是否人与人的世界依旧,
                 在过往中刻写着漫漫将来。
 
                   如果生命如果是一种幸运,
                    可为什么会有这洗不尽的浩叹。
 
                      如果生命如果是一种夙运,
                       又为什么会有如许欣然的慰籍。
 
                         -- 无意写诗,缀字成篇。
August 08

“愤青”的言语闲话中国

  平时,我都花心思浏览网页,而且喜欢看非常官方的网站,比如新华网。同学都说我不去当官真是国家的损失,我总是听着笑笑,因为之前我总是说,如果我放弃现在走的的道路,那是国家的损失;而现在他只不过套用了我的话,告诉我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样子。为什么我喜欢看官方网页呢?甚至浙大的校内我都喜欢看办公主页的重要简讯,其他的娱乐性的网站和学术性的网站,包括88版面我都不太愿意去,也只是逛逛zjuonline和doctor版,专门去找一些水帖。也只有这样,我才会在实在没事的时候,突然奇怪地发现,校内还有个缘网BT可以下载电影看。我想我大概是太古板了,关注公众与国家运势竟比关注自己的心情还要多,又或者,可以找出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我只想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生活的其他方面。
  曾经,有位教历史的老师说,中国的现在是五千年来最好的状态,从人民富裕,国家力量,社会生活上都是。也许他说得对,因为他至少是教历史的,对中国的过去有比我或者其他人更多的了解。但也许他说的不对,因为,事情总是在回头的时候也许才可以看的更真切,现在的中国的现实,或者要等数十年后再回头看才能更清楚。我相信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人们想像中那么好,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多数人们还是认同国家的发展前景的,这个从GDP上可以找到证据和自信。今年上半年,GDP的增长又出于意料,地方政府在GDP增长上的热情和攀比有增无减,以至于国家和省级的GDP相差8000多亿,其中原因人们都能猜到。但是,除了这些,人们似乎对太多的事情近乎麻木,贫富的差距,教育、医疗、房地产的三座大山,官僚的腐化,无边无际的权力限,现在的社会的地层民众其实又有多少的幸福感可言呢,也只是一日三餐的温饱而已,而要是排除了现代文明对古代甚至远古文明的高度超越的影响因素,我想,现在的民众生活不会不历史上的平均幸福水平更高。
  下面例举几个未经考证的数据,是从88上的帖子和浙大的愤青教授dwb的课上获知的,去年国家国有资产流失3500亿,政府一年的公款吃喝2000亿元,一年的公费出国和公费旅游2000亿元,一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还有贪污腐败的无底洞,而中国一年的GDP不过160000亿,多少被挥霍掉了?网上有个帖子说得更是激愤,有数据统计,中国20改革开放,全国人民辛苦20年,有30%就这样无端消失了。又有帖子说,曾经国家为挽救国有银行,秘密地用纳税人的钱来注销银行的坏帐,平均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有3000元,希望这个帖子是别有用心的人写的,要是真的不幸被言中,这就是无法想像的数字了。另外,今年两会期间,有人专门统计了中国政府的执政成本,高达20%,而相比于国外则是个位数,而且多数小于5%,相比于改革开发初,也是百分之一的样子。为什么的现时更加发达更加富裕的中国,政府的执政成本会这么高呢?我想,不去考虑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日常开支,也不去考虑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可以理解的开支,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执政要这么多人?机构改革为什么越改越庞大,以至于一个乡镇级的政府机关,除了外交部,拥有几乎与中央和省级政府完全类似的机构,需要吗?养这么多人?如果需要,那只有一个可能的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多设机构以维系对上的一个表面稳定的社会。因为我在88上看到的未经媒体报道的群众性的骚动有很多次了。民众与地方政府形成如此大的对立,这不得不让人费思。
  而我之所以不选择政治,而喜欢走单纯的学术路线,甚至连入党申请都没写,是出于对中国官员的失望,不客气的说,就是“羞于为伍”。但我对民运,法轮功等反动的以及国外反华的势力更是感到十分的厌恶,曾经不止一次在寝室接到反动电话,我都毫不客气的挂掉。现在的人们对胡温政府寄予了厚望,虽然他们也许不愿意看到中央与地方的现实的矛盾,以至于中央不得不提出要加强执政力建设,温总理也提到说中国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民主化,这确是事实,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真正迈出,并获得有益的进展。
 

励志行

Occupation
Location
F说: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